眼下，不同级别的“帽子”人才规模依然庞大，但能实现国家基础研究重大突破以及解决“卡脖子”核心问题的创新人才却仍旧十分紧缺。那么，问题来了——这些“帽子”人才是不是目前国家紧缺的创新人才？如果是，为何创新人才还会如此紧缺？如果不是，为何他们却戴着人才“帽子”？

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。这些“帽子”人才是已经入选各层级人才计划项目的学者。因此，仅就人才“帽子”的性质看，他们还算不上国家紧缺的创新人才。然而在现实中，人才“帽子”的概念被有意或无意地“偷换”了，即把获得各种人才计划项目的学者等同于拔尖人才。说白了，学者只要竞争到某些人才计划项目，戴上了某些人才“帽子”，就会被定义为各级各类的“拔尖人才”。

目前，国内学术评价市场还不很成熟， 各种“帽子”的发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级管理部门、教育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对人才“帽子”概念产生误解和误用，且纠错成本巨大。

(相关资料图)

对此，我国早已发文强调，要纠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，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、荣誉性，切实精简人才“帽子”，优化整合涉教育领域的各类人才计划，依据实际贡献合理确定人才薪酬，不得将人才称号与物质利益简单挂钩。鼓励中西部、东北地区高校人才称号入选者与学校签订长期服务合同，为实施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贡献力量等。

然而，现实中这些问题还在反复出现，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谁戴上“帽子”，谁就功成名就。如此，便把人才项目入选者从人才培养的“起点”直接变到了“终点”。名不副实的人才“帽子”怎么可能不影响人才的成长？

一方面，学者的科研目标异化为比拼人才“帽子”，科研工作异化为迎合评价指标。然而，学者如果不研究“真问题”，何来创新成果？人才“帽子”一旦象征拔尖人才，学者自然会把“帽子”作为学术奋斗的目标。而要戴上人才“帽子”，就必须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。

凭何胜出？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下，追求量化评价指标数量是必然选择。同时，学者为应对各种人才计划项目，还要花大量非学术时间和精力。众所周知，量化评价指标未必能全面、客观衡量科研工作及成果，更不应成为科研工作的目标，但现实却是众多学者为人才“帽子”迎合这些指标。

因此，虽然“帽子”人才“繁荣”，但终究掩盖不了国内原始创新成果的短缺。科研目标和工作被误导，很大程度上是人才“帽子”概念被“偷换”所造成的。

另一方面，学者能否戴上人才“帽子”，决定了其日后的发展。“帽子”在人才市场上占据明显优势，教育科研机构以“帽子”级别定人才“价码”的现象依旧普遍。

有学者拿到人才“帽子”后就离开原高校，也有“帽子”人才被高校高价引进后，又转身投奔“开价”更高的高校。这种“帽子流动”大多涉及经济利益，其带来的高收入令那些辛勤付出的教师感到伤心和无奈，甚至士气低落。人才“帽子”能让其主人的学术资源滚雪球般扩大，而那些没有“帽子”的学者却很难得到公平、公正的对待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“帽子”比拼，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已下移至博士生、博士后群体，年轻学者想的不是探索和发现未知世界，而是如何以最快捷的方式拿下人才“帽子”。如此诉求和节奏已和拔尖人才、创新人才相去甚远，并阻塞了人才成长的通道。

取消人才“帽子”称号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道。国家高度重视人才“帽子”问题，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已提出一些政策措施。笔者认为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才“帽子”的底层逻辑存在错误。

人才“帽子”只是相关部门主导的人才计划项目，却要使用“高大上”的人才称号，这多少含有好大喜功的成分。在笔者看来，要谨慎对待人才计划项目工作，避免因命名不当产生概念歧义，导致“帽子”乱飞及其弊端难以消除等问题。

更进一步说，行政管理机构本就不应成为学术或人才评价工作的主体。行政管理的核心逻辑是方便和效率，这就很容易导致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倾向于量化指标，这也是“五唯”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。说到底， “行政权力”主导的学术评价容易误判、错判，并会助长投机、功利和“唯上”等不良学风。

总之，人才与否在于其成果。本质上人才不是靠评比选出，而是靠其成果、业绩“脱颖而出”。因此，人才“帽子”本就不存在。为此，相关机构要努力为教育科研人员营造安心、宽松的学术环境，减少人才评价，不把学者划分为三六九等，以成果论英雄，如此才能促使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层出不穷。